游走于死生之间- 车祸意外(1/2)

手术室门外的红灯一直亮着，已经整整七个小时。

门外，来回踱步的长者，泣不成声相拥着互相安慰的母女，以及几乎趴在门上，焦急伸长脖子，想从紧闭的门缝里看出些蛛丝马迹的中年男子。

如此熟悉的一幕再次映入眼帘，郑亦樾在心底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唉~~

正在手术室里的病人，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下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上，被个酒驾司机直接撞飞出去几米远，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头部最先着地。

当时那司机吓得就跑了，还是跟孩子顺路一起走的同学慌乱着拨打了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时，人已经不行了。

送来医院后，经过急救，孩子一直住在icu里，他的伤情主要集中在脑部，已经很久没有脑电反应，脑干反射消失，陷入深度昏迷，对外界的一切刺激没有反应，不借助呼吸机他可能连两分钟都撑不下去。

而且这种不可逆转的脑死亡，早在七天前家属就被主治医生告之。

病床上躺着的少年，剩下的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强制维持他的呼吸心跳，也不会有等待奇迹出现、可能醒转活过来的机会。

主治医师苦口婆心地劝家属做决定，拔除呼吸机，让孩子平静地离世，也让这个破碎的家庭有喘息的机会。

但是家属们不愿放弃，怎么也不相信看起来好好的，只是脸色有点苍白的孩子已经死了，他明明还有心跳，还有呼吸，身上还是温热的，就像睡着了一样，只要他睡够了，自然就会醒过来。

他们甚至还从外地花高价请来愿意为孩子做手术的医生，说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他们家有的是钱。

这儿子当年他们千辛万苦不知道遭了多少罪才生下来，平常一家人护得跟眼珠子似的，现在让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医院无权要求病人家属一定配合他们的工作，毕竟生病躺在床上的，是家属的血脉亲人，不甘心不想放弃，心情都可以理解。

所以在与病人家属签属了免责声明后，院方也不管他们怎么折腾了，只配合着请来的医生，为他腾出间手术室，然后给郑亦樾打了个电话。

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凌晨两点，以郑亦樾的职业来说，半夜三更想睡个安稳的整觉，其实是非常需要人品的一件事。

她平静地记下医院名称，手术室编号，病人姓名以及基本体征，家属信息，然后用了大概五分钟时间洗漱换衣，等坐上出租车赶往医院时，她已经化成身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协调员。

是的，郑亦樾是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最近几年才开始为人们所知的一种职业。

严格意义上来说，郑亦樾不是隶属于哪个医院的医生，而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g省像她一样的全职协调者只有十余人，他们辗转于重症监护室与病房之间；他们看见过生命的终结，也见证过重生的喜悦。

用郑亦樾的话来说，他们是行走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既希望让已经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生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又能让濒临死亡、仍然渴望一线生机的患者重获新生。

他们存在的意义，并非简单直接地提取死者身上有用器官，而是陪伴潜在捐献者家属经历别离的苦痛，他们身兼医学顾问、法律顾问、心理疏导者等多重角色。

回想当初入职时的初衷，郑亦樾唯有苦笑，倒不是她对这份工作现在有多失望，而是做得越多，见识得越多，越会发现，即使在现代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生离死别，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助的事。

人力不能为之。短短六个字，道尽了悲凉。

郑亦樾轻轻摇头，将一瞬间弥漫心头的负面情绪统统甩掉，闭起眼睛假寐一会儿。今天到了医院后，还得有场持久战要打。

器官捐献在我国起步晚，推广慢，在2010年以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行当，是没有一个从业人员的。

郑亦樾已经算是元老级人物了，干了快有小十年。

没白天没黑夜，有需要随叫随到。被捐献者家属痛骂甚至殴打，被久等不到合适器官的患者家属责备侮辱，甚至就连有些医院都对他们存在误解，态度恶劣。

种种磨难，郑亦樾都坚持了下来，一直到今天。

明明也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临床外科高材生，在省医院实习前景一片看好，结果却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继续读书深造，以后做一名专业的脑外医生时，选择了这么一个在当时业内人士看来毫无前途的新兴工作。

她最好的朋友贺佳欣，有一次出去吃饭喝多了，抱着她的肩膀摇：“一月，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这见鬼的器官什么协调员，是工资高啊？还是工作轻松啊？你再这样下去，人生不是都毁了嘛？”

郑亦樾只说了一句话：工作总得有人做，这一行需要人。便没再过多解释。

她是个孤儿，从出生就被抛弃，自小在福利院长大，一个没钱没背景，甚至连正常家庭关爱都没得到过多少的孩子，能走到今天并不容易，她很清楚自己放弃的是什么。

但有些事，真的需要有人做。世界上的道路千万条，通往成功的捷径也不是没有，她本可以选择一条荆棘少些、容易些的路。

可同样都是治病救人，器官移植还真的回回都在救命，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呢？她郑亦樾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