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死生之间- 少见(1/2)

“我们也这么劝过啊，但是病人态度很坚决。所以我这才想先给你打电话，问问这样的移植，符不符合条件。”

郑亦樾也是第一次碰到，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得问问，这我可真做不了主。”

“好吧。那我就等你回音了。”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贺佳欣待会要上手术，匆匆挂断电话。

以aids病人的器官移植给健康人，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

那是让人谈之色变的病哟，一旦感染，尚无根治方法，只能想办法控制。并且成为一名高风险传染病人之后的生活会如何，可想而知。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病的传播渠道很窄，不会通过吃饭、握手、说话等平常的接触行为被感染，但是恐艾心理的存在，还是让人不自觉地远离这类人群。

尤其很多人成为感染者，都是自身不检点造成的，某些极端的感染者因为心有不甘，或者抱着感染一个够本，多感染点稳赚的报复社会的心态，拖别人下水，行为过于不耻，以至于社会上对这类人的宽容度越来越低。

直接后果就是就业渠道越来越窄，找工作越来越难，再也不会有知心朋友，往后人生面对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治疗，等哪天由感染者转为发病期，就意味着死神的镰刀已经高高举起，生命进入倒计时。

肝癌早期，并非没有其它的治疗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灶，再结合合理的放化疗，预后还是很不错的，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低，为什么要选最冒险的一种方式呢？

刚刚贺佳欣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供体不单单只是个aids病毒携带者，而是真真正正已经处在发病期的病人。

他身体里所有器官都已经遭受到病毒的疯狂攻击，本应是身体防线的淋巴细胞此时纷纷缴械投降，助纣为虐。

可以说，接受这样的肝源，与自杀无异，患者很有可能就在移植手术成功没多久后，死于aids并发症。

这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

4号，周一，郑亦樾一到单位，就去找周卫国了。贺佳欣又给郑亦樾打过两个电话，夺命连环call，想要个确定的说法，能还是不能做这台手术，总得有些依据同意或者拒绝。

郑亦樾知道贺佳欣是想做手术的，她在电话里也透露出这方面的意思，参加过培训，观摩过手术全过程，每一步骤，整体流程，她都已经烂熟于心，就差一个实践的机会。现在有个机会摆在她面前，明知道是坑，她还是禁不住诱惑想跳一下。

术后生存率，也是考验一个医院医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人死在手术台，有一个死亡率，术后几个月之内，还有一个死亡率，自然越低越好。

贺佳欣到底从医时间不算长，能做到四五线城市医院外科的一面旗，自己努力是一方面，好的医生被高薪的私立医院挖走、或者进修去了上级更好医院是另一方面，她本身的技术能有多高？

干医生这一行的，经验是绝对重要的指标，老医生大多比年轻医生更容易获得病人的信任，就是因为经验在那摆着的，见多才能识广。

郑亦樾一再劝贺佳欣，她现在需要的是稳扎稳打，别打没把握的仗，可能在医院里，你每天做三五台手术，一个月下来，救人无数。康复出院的病人不会记得是哪个医生治好了他们的病。

偏哪天手术中出现意外，死了个病人。主刀医生立即就被妖魔化成杀人医生，负面报道铺天盖地，便是以前救治过的人，可能也会跟风骂两句庸医害人。

没办法，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追逐负面新闻以满足自己好奇心自古有之。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一位好医生很可能会被攻讦，精神与身体受到双重伤害。杀医、打医事件怎么来的？

有太多前车之鉴，郑亦樾不愿意看到贺佳欣受伤害。

来龙去脉这么一说，周卫国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这案例太特殊了，红十字会的章程里，还真找不绝对禁止的理由。

病人有权利选择治疗方式，亲属之间**捐献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捐献者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且与被捐献者存在近亲血缘关系，二是捐献不得严重损伤捐献者的身体。

肝脏再生能力强，切除一切捐给别人，对捐献者本身的影响不大，病人与供体系堂兄弟，捐献者自愿签署了捐献意愿书，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红十字会似乎没有立场诸多阻止。

但是器官捐献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没有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时，用此方法大幅度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

因此移植如果与预期相反，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存期，这场手术还有进行的必要吗？

周卫国组织了一场听证会，与会人员包括贺佳欣本人以及来自她所在医院的代表，红十字会高层领导，本地几家权威医院负责人，以及患者本人。

当然，鉴于患者身体原因，他是采用视频接入的方式，直接旁听听证会，必要的时候，可以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贺佳欣与郑亦樾上一次相见，还是一年前呢，与之前相比，贺佳欣瘦了许多，黑眼圈也重了。

别看现在社会进步了，讲究男女平等了，女人真想在某个领域内做出点成绩，还是会比男人牺牲多的。

贺佳欣这头把交椅怎么坐上的，郑亦樾再清楚不过。

没背景，不接受潜规则，除了拼实力，贺佳欣没有别的路可走。

她放弃了爱情，一直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