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奶奶去世(2/2)

到了黑台火车站，停车了。后两节车厢停在站台之外，我俩蹦下火车，我问：“没有票，怎么办？”“那就不走出站口吧。”“行！”我俩下了路基，直奔家里走去。

开学之后，赵福和我都向各自的班主任老师坦白了坐火车没有补票的事情。赵老师对我说，“知道错误，向老师坦白，可以原谅。”

奶奶病好了之后，身体大不如从前。下学期，立冬之前，天还没有冷，奶奶去世了。

学校正在吃午饭，教导处的一位女老师到食堂找到我们班班长，说她接到我家里打来电话，我奶奶去世了。奶奶病重，家里没有告诉我。请假之后，我决定步行回家；因为，火车要等到明天早晨。

平时，从学校走到家，大概要5、6个小时，急于回家看奶奶，走得自然快得多。我到家时估计还没有到午后4点。初冬，天气还没有冷意，太阳照耀如同仲秋。拐过老贺小山，“死人喇叭”粗犷，豪放，幽远，悲怆的声音远远地飘来，我的心，越发沉重，不免加快了脚步。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对死人喇叭声音的最后一次记忆。

喇叭是我们儿时听得到的次数最为频繁的乐器，除了学校里的风琴。喇叭是一种表现力强、震撼力大、很具感染性、极富鼓动性的吹管乐器。把其吹奏的内容划分的绝对一点，那就是悲和喜两类曲调。喜调用小喇叭吹奏，声音尖锐嘹亮，开朗高亢，和谐悦耳，令人心身轻快、欢乐、振奋。悲调一般是使用大喇叭吹奏，声音粗犷低吟，深沉幽怨。在我们那里的农村乡下（我想，不是河北就是山东某一个地方的风俗，因为，我们村里的居民基本是“移民”），娶媳妇的时候，吹奏欢快喜兴的小喇叭，死人的时候，吹奏低沉悲哀的大喇叭。

我进院，第一眼就看到在我家房门前面摆放一个大棺材，院子里人们走来走去，忙忙碌碌，好像并没有谁注意到我回来了。进了房门，看见奶奶挺直地躺在铺着白褥单褥子的木板上，穿着她早就准备好了的装老衣裳，脸上蒙着白布。妈妈见我进屋了，让我在奶奶躺着的脚的方向跪下磕头。然后，走到奶奶的头部，掀开白布，让我看看奶奶的脸。奶奶两眼塌陷，两腮萎缩，双唇微闭，仍然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

姐姐晚上从鸡西来了。她一进大门就嚎啕大哭，到了奶奶跟前，向奶奶的尸体扑去，被邻居们拦住。事后我想，我同样悲伤，为什么没有哭出来呢？是不是我是不孝之子？还好，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没有任何人问过我为什么你不哭！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因为此事而自责。

1976年，党老一代革命家相继去世。周恩来逝世的时候，统计局全体同志在办公室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颂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郭局长面对大家坐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低下头，着急地紧闭双眼，打算努力挤出几滴泪水，以表示我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不知道为什么，越是着急越是挤不出眼泪，只好双手掩面，不敢抬头。我偷偷地从手指缝里窥视他人，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眼圈发红，也有人和我一样，双手掩面，有没有泪水不知道。还好，事后并没有谁议论当时谁的眼泪掉了多少。

我们正在郊区一个公社的会议室开会，突然接到会议停止的电话。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个天塌地陷的消息：**逝世了！顿时，就听到了有人失声痛哭。如果这个时侯，还没有眼泪流淌，是不是可以上纲上线到“忠不忠”、“什么感情”等等阶级立场问题？这一回，我，比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更是着急上火。我恨我的眼睛，关键时候，怎么如此吝啬！我不是不想哭，我害怕不哭，我就是哭不出来，一滴眼泪都没有挤出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并不是没有。

（2009年3月14日17：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