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记忆中的老师(1/3)

记忆中的老师

老师讲课的内容只记得一枝半节，不过学到的知识倒是早已“融化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了。老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回忆之中。想一想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对大学生活再认识的一种幸福的过程。

教《政治经济学》的年轻的、激情燃烧的季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课声音高亢，在课堂上，他的激昂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有极强的感染力。硬是把枯燥无味、生硬难嚼的经济发展规律讲得有血有肉，珠圆玉润、娓娓动听。特别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极善于鼓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发表己见。一次，在讨论一个问题进入结束的时候，我争得了发言权。季老师观察到我所表现出的急不可耐的热情，伸出掌心冲上的左手，对着我，“请你发言！”我发言之后，季老师以极其满意的口吻说道，“好，很好。这个问题我就不必再总结了。这位同学已经概括得很精练、很准确。下课。”

季老师的爱人、也许是准爱人邓老师教我们《会计学原理》。每到开饭时间，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双双走在教师宿舍到老师食堂的路上。他们常常是手里托着一纸袋饼干，边走、边吃、边聊。

北大新毕业的数学研究生，他教我们高等数学。江浙人，长得清瘦、略微有些端肩，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学问的谦谦君子；总是面带笑容，从来没有不悦的表情。同学们时常亲切地称呼他（绝无恶意）克西——希腊字母，数学中的一个符号。当年，北大数学系毕业7个研究生，我们学校有幸争来一位。那个年代好像中国（解放后）的大学还没有授予研究生学位的制度，所以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他不善言辞，标准话说的较差，表达能力不强。一道数学题，你让他讲，常常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消化能力弱的同学还是很难弄明白；你若是让他演算，三下五除二，很快就会得出答案。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活动，好像没有过够学生生活似的。一次期末考试，我们刚起床，他就跑到我们宿舍。有趣的是，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没有吃早饭，问道，“你们饿不饿？我这里有饼干，吃不吃？”问过之后，他从纸袋里拿出一块，填到自己嘴中。

他跟随我们下楼，去吃饭，一路上，他一块一块的吃着，没有给任何人一块。嗣后，同学们跟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饼干只是自己吃，他说，“没有给你们吃吗？”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经济史、经济地理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哪位老师编出讲义。于是，只能讲范文澜的通史和普通地理。

讲通史的老师是国内有名的历史学教授。高个，富态，地道的沈阳口音，不苟言笑；上课来，下课走；从来不提问，也没有哪个同学向他请教问题。他的课，都是统计系59年级的大课。他上课从来不看教案；令我们惊叹不已、又十分敬佩的是，引用大段**语录不仅能够背下来，竟然连页数都告诉你。杞芳好奇，回宿舍查了毛选集，丝毫不差。同学们传说，北大要他，我们学校不放。

地理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和历史老师恰恰相反，不管是课间休息，还是下课之后，她总是喜欢和同学们闲谈。甚至班里谁的年龄小，谁长得老一些，谁像一个小孩……，同学们自然跟她很是亲近。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上级到地理老师课堂观摩教学还是搞什么调查研究。讲课当中，她提出问题，指名回答。我的地理课在中学就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很多课程都是中学学过的内容，自然没有我回答不了的问题。老师对此心知肚明，于是，点名让我回答一个井盐生产的问题。回答之后，让我到挂在黑板上的地图上找自贡市的位置。这是胸有成竹的事情。上去之后，我在四川南部用手指上下左右滑动寻找，由于字迹较小，一时没有看清，……地理老师大声说道，“下去吧！四分。”另外一个问题让高秀生回答，之后，也是到黑板上指出地点。高秀生迅速的在地图上糊了一巴掌，说道，“在这！”老师，“好！五分。”下课之后，地理老师笑着说，“看看你，笨到什么程度！拿一个小手指头，划来划去，非要找到自贡的那个小圈圈？你看人家，大巴掌上去一摁，找到了。死心眼子。”同学们哈哈大笑。

《统计学原理》老师是一个上海人，讲课认真，平淡，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印象。《统计学原理》课程讲完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可能是在反右斗争中出事了。

《工业统计学》换了两个老师。第一任授课老师是系主任时钟，可见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由于阶级斗争的原因，他不再给我们上课了。接任的老师，是佟老师。佟老师和蔼可亲，说话轻声轻气，从来不会发出稍大一点的声音。现在我可以坦白，佟老师上课时，恕我对老师失敬，我往往困意大发，眼皮时不时地下坠，好歹那个时侯睡觉不打呼噜。在阶级斗争激烈燃烧的日子里，佟老师讲课，基本上是每字、每句、每段都与教科书不差分毫。文革期间，我在财政局工作的时候，一个东财老五届的同学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们财政系的同学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揪斗了佟老师。我问他，“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一贯按照党的教导行事的大好人，你们为什么会揪斗到他的头上？”他说，“鬼知道”。文革之后，统计科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