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我也想当左派(2/4)

根据近几年工作的体验和手头掌握的一些材料，写了《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材料。给你们寄去，同时，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寄去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着手写这份材料了。昨天看到5月20日薛暮桥的报告，鼓舞了我的战斗信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革命中，我一定要站到革命的最前线，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猛烈开火，坚决把它们消灭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党中央，保卫**。

统计战线上的问题是严重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在各地统计部门中的影响是较广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很深的。所以有必要在全国统计系统中展开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消灭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方面肃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在统计工作中的影响，使每一个统计人员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同敌人搏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为在我国实现中国式的无产阶级的统计打下良好基础。只有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旧统计砸碎、捣烂，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统计。让我们高举毛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领域里的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6月18日

我的《揭露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檄文”一共凑了6个统计工作中所谓修正主义性质的问题。诸如，把《统计工作试行条例》中的“全国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把《条例》等国家统计局文件中所提出的统计人员的工作应该稳定，不要调出长期搞临时工作等，批判为“和党的中心工作相对抗。”把《条例》中统一规定统计人员技术职称和级别待遇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物质刺激。”把国家统计局领导讲话中提出围绕业务工作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批判为“不是突出政治，不是统计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香山会议指出的一些内容。

难道当时自己不知道这些内容是牵强附会、望风扑影吗？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我没有找到表现自己的更好办法。写好草稿之后，我找到蒋竞芳，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统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的文章，你给我把把关。”

蒋竞芳看了之后，说道，“好！我赞成。把我的名字也填上。”

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因为我们在统计局一直都是被排斥在左派队伍之外，都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摆脱政治上落后的境况。

我把写好了的稿子分别寄给了国家统计局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泥牛入海，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

之后，我们局里决定我去老虎屯农村搞四清。

8月上旬，**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同时，**给清华大学附中写信，说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红小兵在全国纷纷出现。

8月18日**等在**广场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由响应**号召的，“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转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极度膨胀，蔓延全国。

鞍山市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8月19日）召开了15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8月下旬，鞍山的红卫兵，沈阳的以“东工思想兵”为首的红卫兵，在鞍山疯狂横扫“四旧”，查封商店烟酒，焚毁图书馆图书，破坏千山庙宇及其碑、墓、塔、泥像、经书、文物等等。后来听说在千山有解放军介入，千山文物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此时，我在老虎屯搞四清。当时，东鞍山工作队曾经下达指示，让我们写王鹤寿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说明，当时市委、并影响到市里机关、企业各界群众开始分裂成两派。从要打倒的对象来看，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一派是指向市委第二书记赵敏、书记罗定枫。两个大楼里，市人委这边，市长刘锡三，副市长孙平、孙亚光等大多站在第一书记一边；市委那边，各部部长大多站在赵敏、罗定枫一边。鞍钢企业内部，多数人自然站在王鹤寿一边，他们就是后来的“鞍钢大联合（它们的全称没有记住，大概也没有必要）”；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要打倒王鹤寿，他们就是后来支左部队支持的“鞍钢老捍”。我思考，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不断出现悲剧的重要根源。

9月，东北局、辽宁省委领导宋任穷、顾卓新、胡亦民专程来鞍参加市委三届七次全会。会上宋任穷强调两派都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鞍山的问题缓和下来；要求双方都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搞好团结，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要保护少数派，不要围攻。要把无